看了几页同学发来的观察日记，翟迪感到毛骨悚然，给杨恪去电询问，才得知原来两人早已认识。
不过杨恪并未多做解释，只说是爷爷在遗嘱里给他安排的结婚对象。
翟迪在赫市长大，父母都很开明，没碰见过封建家长。他认为一个长辈立下遗嘱，从坟墓里伸出手来，用金钱约束小辈的婚姻自由，是一件荒谬至极的事，对于那份杨恪不想要的遗产的附赠品——郁知年，也没什么好感。
得知杨恪与郁知年同居的时候，翟迪大吃一惊。
那天赫市的雪也很大，杨恪来公司里，工作间隙，十分随意地告诉了翟迪这件事。
翟迪愣在当场。
“你要和他结婚？” 翟迪回过神来，这么问他，“已经搬进你家了吗？”
杨恪说是，又没什么表情地说郁知年：“吵得要命，搬了一堆东西进来。”
翟迪仍有些困惑，他知道杨恪的爷爷是谁，清楚遗产金额必定巨大，但杨恪的经济已经独立，且非但从未表露过对遗产的渴望，甚至提起过对爷爷财产的厌恶。因此翟迪忍不住问杨恪：“你打算按照遗嘱办，继承遗产了？”
“嗯，” 杨恪当时看起来很冷静，像平日里交流工作似的说，“把那些东西给他。”
杨恪的话说得暧昧，有许多可理解的角度。再往后过了许久，翟迪恍然发现，他理解出了错误的一种，但细细回想，他觉得这也不全是他自己的错。
和郁知年同居后，杨恪的变化并不大。
大学毕业，正式入职公司，杨恪天天待在办公室办公，最早到，最晚走，根本不像个在恋爱的人。
唯独有一次，在大约入职半个月左右时，他们和一间跨国公司的负责人开视频会，开到凌晨，翟迪当时的女朋友来公司等他，会议结束，他们走出去，隔着玻璃，看见她在休息室的沙发上睡着了。
当时杨恪并未表现出什么异常，只是在第二天，两人见了一名投资人，一起去公司附近的餐厅吃午饭时，杨恪突然问他如果每天不想见面，是不是就是不大喜欢。
翟迪脑中警铃大作，立刻告诉杨恪：“那肯定啊，喜欢当然是天天都想见面。”
“你要是不想见郁知年，” 他劝诫，“又不想要钱，这婚结了也没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