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方针充分体现了党在执政之初的一个重要战略思想，即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不可避免地给社会带来冲击和阵痛，党和人民政府的任何重要举措，都不可进行太猛，步伐过快，宁可慎重缓进，以便稳步地达到既定目的。
新中国成立后，党带领全国人民经过几个月的紧张战斗和艰苦努力，在各条战线都取得了很大胜利，建国伊始面临的困难局面初步缓解。但是前进道路上的障碍还远没有消除，尤其是在社会关系上，出现了一些状况：
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社会经济的重新改组和支援战争的巨大开支，暂时给社会带来了较重的负担，许多人对现状不满。民族资产阶级对稳定物价后的市场萧条惴惴不安；不少资本家遣散职工，关厂歇店，或弃厂出走；失业工人、失业知识分子和一部分手工业者对政府也有怨言；大部分农村由于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又要征收公粮，农民也有意见。
另一方面，党内「左」的工作偏向，致使统一战线中各阶级、阶层及民族关系出现紧张状况。在打击不法投机资本的斗争中，党内的一部分干部对政策理解不正确，认为要乘胜消除资产阶级，早日实现社会主义，粗暴对待资产阶级；还有同志对统一战线的认识出现偏差，认为革命胜利了，统一战线就结束历史使命了，民主党派「可有可无」；还出现了不顾客观条件，急于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的现象。这些状况都妨碍了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建设国家的中心任务。
为了澄清思想、统一认识，确保顺利实现党的中心任务，领导人民更好地建设国家，1950 年 6 月 6 日至 9 日，党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在会议召开的第一天，毛泽东在对大会报告的说明中，提出了「不要四面出击」的策略方针。他指出，我们当前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面对复杂的斗争形势，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
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样一来，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就孤立了，帝国主义在我国人民中间就孤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