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改革开放，是在农村首先取得突破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全党目前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并原则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
两个文件提出了加快农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等政策，其中一条便是执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和必要的奖惩制度，「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生产组」，为广大农村实行包工、包产到作业组，打开了政策的口子。文件下发到各地试行后，掀起了我国农村改革的浪潮，安徽和四川这两个农业大省走在了最前面。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安徽就已经开始进行改革的探索。安徽是一个农业省，但在「左」的路线指导下，长期没有解决吃饭问题，每年都有大批农民外流讨饭。1978 年，安徽省遭受大旱灾，秋种遇到严重困难。在严峻的形势下，安徽省委决定把部分土地借给农民种麦种菜，所产粮菜不征购，不计口粮。这一应急性措施，立即将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同时，在这一措施的启发下，有些地方的基层干部和农民冲破旧体制的限制，自发地采取了包干到组和包产到户的做法。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村 18 户农民创造出「包干到户」，其做法是生产队与每户农民约定，先把该缴给国家的、该留给集体的都固定下来，收获以后剩多剩少都是农民自己的。这个办法简便易行，最受农民欢迎。四川省委也支持农民搞包产到组，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其他一些省份也采取了类似做法。这些大胆的尝试，揭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安徽、四川和云南一些地方在中央精神的鼓舞下，为了进一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开始打破土地管理使用上的「禁区」，将「包干到户」推进到「分地到组」「包产到组」「以产定工，超额奖励」的生产责任制，进一步推动了农村经营体制的改革。尤其是安徽省农村出现的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简称「双包」）生产责任制，引起了广泛关注。
但是，由于旧的思想的束缚，对于农村出现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责任制形式，当时党内外很多人存在疑虑，担心会不会偏离社会主义。尤其是《人民日报》发表的一封读者来信，认为包产到组是错误的，要求坚决纠正。这引起基层农村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波动，一些地方甚至对包产到组开始进行纠「偏」。
在这个关键时刻，邓小平的一次讲话给农村改革奠定了基调。1980 年 5 月 31 日，邓小平在同胡乔木、邓力群的谈话中，对凤阳县的包产到户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