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欧洲思想家根据欧洲的现实提出均势理论几千年前，《政事论》就提出了“国家圈”的体系。它与均势理论类似，但更加复杂。考底利耶分析说，毗邻的政体处于隐在的敌意状态。无论统治者多么信誓旦旦地对邻邦表示友好，一旦他的实力大增，总有一天都会发现颠覆邻邦是符合其自身利益的。这是自我保护的内在逻辑，无关道义。考底利耶就像2000年后的腓特烈大帝一样，认为竞争的无情逻辑不容违背：“征服者将（总是）努力增强自身实力，提高自己的福祉。”该怎么做不言自明：“如果……征服者占优势，即会发动战争；反之则按兵不动。”欧洲理论家宣布，达到均势是外交政策的目标。他们设想的世界秩序建立在国家间力量平衡的基础上。在《政事论》中，国家战略的目的是征服所有其他国家，打破阻挡自己走向胜利的这种均衡。在这方面，与其说考底利耶像马基雅维利，不如说他更接近拿破仑和（统一了中国的皇帝）秦始皇。
考底利耶认为，比起追求荣耀，国家更大的责任是追求自身利益。明智的统治者会寻求与邻国的邻国结盟，从而建立起以征服者为中心的联盟体系：“征服者会把国家圈看作一个轮子，他自己为轮毂，他的同盟为轮圈。他与同盟之间虽隔着别国的领土，但通过轮辐连在一起。无论敌人如何强大，在征服者及其同盟的两面夹击下都会落于下风。”然而，没有永远的联盟。即使在自己的联盟体系内，国王也应“努力增强自身实力”，并设法加强本国地位，防止邻国结盟反对自己。
考底利耶与中国兵法家孙子见解一致，认为最迂回的方法经常是最明智的：挑拨邻国之间或潜在盟国之间的关系，“唆使一个邻国的国王攻打另一个邻国以防止它们结盟，然后自己即可用兵攻克敌国”。推行战略的努力永无休止。如果战略成功，国王的领土就会扩大，边界要重划，国家圈也会重新组合。需要对实力重新做出估计。有些原来的盟国现在可能变为敌国，原来的敌国也可能变为朋友。
我们今天所谓的秘密情报活动在《政事论》里被视为重要的工具。情报人员在“国家圈内的所有国家”（不分敌友）活动，是从“虔诚的修行者、行脚僧、车夫、流浪歌手、杂耍艺人、流浪汉和算命人”27中间招募的。他们散播谣言，在一国内部或国家之间挑动不和，暗中破坏敌人的军队，并在合适的时机“消灭”反对国王的人。
需要说明，考底利耶坚持说，这些无情行为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和谐的海内帝国，弘扬“法”（dharma）——遵照神立的原则运作的永恒的道德秩序。但是，他提及道德和宗教更多是为了实际行动，不是把它们作为原则，也就是说把它们当作征服者的战略战术，而不是一个团结各方的秩序概念的必要因素。《政事论》劝告说，克制、仁慈的行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在战略上都更有效。视民如草芥的国王会失去民心，国内发生叛乱或国外敌人来犯的可能因此而增加。征服者若是悍然违反被征服人民的习俗或伤害他们的感情，就可能激起老百姓的反抗。
《政事论》详尽无遗地列举了成功所必需的因素，20世纪的著名政论家马克斯·韦伯因此得出结论说，它代表了“真正激进的‘马基雅维利哲学’……与其相比，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简直可以算得上温顺平和”。与马基雅维利不同的是，考底利耶并不怀念过去好时光的社会美德。他所接受的唯一美德标准是他对通往胜利之路的分析是否准确。他所描述的政策当时是否真的得到了实施呢？在考底利耶看来，如果真的哪一天实现了平衡，那也是自私的动机相互作用的暂时结果。考底利耶眼中的平衡并非如威斯特伐利亚和平后欧洲人的概念所倡导的，是外交政策的战略目标。《政事论》是实现征服的指南，不是建设国际秩序的指南。 ”
（摘录自基辛格《世界秩序》）